成德宁完善保障房房价自然回归

成德宁：完善保障房 房价自然回归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成德宁认为，大城市预测人口规模过于保守，导致城市拥挤等“城市病”。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步骤上，政府应该尽快让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脱钩，淡化城市偏向和户籍意识。　　■ 人物

成德宁，1969年12月5日出生，现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研究所所长。从事发展经济学、技术创新与发展、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等方向的研究。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也长期从事国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移民安置规划与咨询。　　不懂应酬的“老派”学者　　45岁的成德宁，现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和经济研究所所长。穿着西装衬衫坐在没有开空调的办公室里，成德宁显得有些“老派”。照成德宁自己的话说，他不是个外向健谈的人。正因如此，在全家都认为一份公务员的工作更有前途的时候，少年时代的成德宁出于“自知之明”，选择了做学问。“不懂应酬，遇到那种场合，我巴不得马上跑掉。”成德宁说。　　尽管自认为不健谈，但聊起他的专业“城镇化”问题，成德宁很难被打断。“为什么中国的城镇化滞后？”围绕这个问题，学历史出身的成德宁从大航海讲到了工业革命，从洋务运动谈到改革开放。　　“当时历史是冷门，中途学校允许转系，很多人就转了。”成德宁说，毕业的时候，自己所在的系只剩下大概一半的人。但成德宁将历史专业读到了研究生，把一部经济史学得烂熟，“这都是我后来研究经济的基础。”成德宁说。　　也正因如此，他无法对当前大热于学界的“数理经济学”产生认同。“(数理经济学)热衷于学西方，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去研究经济问题，一切都是定性分析、理论假设。”成德宁说，“但西方学界重视对经济史的研究，我们国内这个学科却大量衰退。”　　成德宁认为，谈经济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就像一条河，你得顺流而下才知道它的走向，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历史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经济、我们的城镇化发展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一步的，我们的未来会怎样。”　　推进城镇化关键是保障房制度　　新京报：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你认为哪项具体措施最重要？　　成德宁：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要改变以往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局面，而且促进人口城镇化重点不应只着眼于提高人口的城镇化率，更应注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进城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乐业。我认为保障房制度是推进农民工城镇化的关键措施之一，因为过高的房价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新京报：为什么最关键的不是调控房价？　　成德宁：说起高房价，我觉得还是政府没有尽到责任。这里我指的是建设保障房的责任，而不是指干预商品房。中低收入者是需要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保障房的建设迟迟跟不上，居住问题都要靠商品房解决，房价自然高。如果政府把保障性住房建设制度完善，这一块工作做到位了，房价自然会回归到合理水平。至于商品房，我认为它的价格政府不应该去控制，应该让市场来决定。　　新京报：保障性住房具体由谁来建，这个问题也存在争议。　　成德宁：是不是政府出面亲自建保障房？还是说让社会资本介入，市场化运作？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唯市场论”，让市场自发解决，国家干预主义者则认为主张政府把这些包揽起来。我认为比较科学的态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还要看政府治理的水平，治理良好的政府可以多管一点。像保障房建设，给居民提供基本的住所，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缺位。政府建保障房的成功案例是有的，比如新加坡的公共住屋，它的模式我们可以参考。　　公共服务“性价比”还不高　　新京报：尊重自由市场的前提下，怎样判断哪些是政府该管的事？　　成德宁：除了保障住房之外，食品安全、环境治理、公共治安，这些私人部门和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服务，都是政府要管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该管的没有管好，像食品安全、空气质量这些问题，说明我们的公共管理水平不高。　　新京报：能举例说明吗？　　成德宁：比如人们抱怨大城市拥挤不堪、堵车、空气质量差，当地人抱怨外来人口多，政府也在严控人口方面下工夫。但是，香港、首尔、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更高。这就是公共管理水平的差异。总而言之，我们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性价比”还不高。　　新京报：怎么理解公共服务的“性价比”？　　成德宁：我们不仅需要“廉洁的政府”，还需要“廉价的政府”。即百姓能用尽可能少的成本，换来政府提供的尽可能完善的公共服务。如果公共服务不能很好地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那么政府提供的服务“产品”就可以说价格高昂，这是治理水平决定的。　　城镇化任务艰巨　　新京报：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1亿人”，其中一条是，到2020年解决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问题。你认为这个目标制定的意义在哪里？　　成德宁：城镇化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市民化，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第一代农民工很多是利用农闲时出来就业，农忙时回老家务农，循环迁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农村。但是第二代农民工很难回到农村了，大部分人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意愿，他们要求留在城市。你不给他户口，他也已经在这里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会滋生出很多不稳定因素。　　新京报：未来6年，1亿人落户，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容易吗？　　成德宁：难度比较大，可以说任务艰巨。因为现阶段我们的户籍和公共服务没有脱钩，户口看起来是个名分，但背后是附带着很多项福利的。让这1亿人落户，意味着城市要通盘考虑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因素，会给城市、政府带来很大的财政压力。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目标，你怎样看待“可持续发展”？　　成德宁：从以往的做法来看，只要经济萧条，首先做的就是刺激消费。实际上，高投入、高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高喊可持续口号，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做到了。　　新京报：为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做到这一点？　　成德宁：人性的问题，这甚至都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经济学考虑的问题是，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学家们尽可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穷的欲望。我有50块钱，是买衣服还是看电影？这是经济学的本分。　　城市病源于人口规划过于保守　　新京报：去年武汉做了一个到2049年的远景规划，其中有很多争议。在人口规划方面，你跟其他人似乎发生了分歧？　　成德宁：是的，人口规划现在还存在争议，我认为这个城市(武汉)人口到2049年能达到2500万，有别的专家不认同，他们觉得不可能达到这么多人。但我认为武汉有这个潜力，另外，对于大城市，规划人口的时候我宁可多估计一点。　　新京报：现在对于城市规划的批评似乎多针对“盲目激进”。　　成德宁：盲目激进的情况肯定有，一些小城市是这样，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投资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但却没有人气，把城市搞成“鬼城”。但是大城市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太保守，过去的城市规划设计普遍短视了。举例来说，上海过去制定到2020年的城市规划，人口方面估计是1700万人。结果到了2005年就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北京2000年做的规划是，到2020年的时候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是现在就已经有2000多万了。武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新京报：城市规划只是按照一定的预测来制订计划，并不能决定人口？　　成德宁：是不能决定人口，但人口规划是配置基础设施的依据，3000万人口的配套和1800万人口的配套会有很大不同。如果我预计到人口可能是3000万左右，那我至少不会按1800万来配置基础设施，给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城市发展带来麻烦。因此，规划时宁可把“碗”规划得稍微大一点，规划的“碗”过小，米饭过多，再填压就会导致碗破损。相反，如果事先准备一个较大的碗，即使米饭没有盛满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还可以加汤加菜。如同宽松的城市规划在满足人口规模的同时还能增加额外的配套设施，提高人民居住的舒适度。　　现在大城市的预测和规划的人口规模往往过于保守，导致实际人口规模远远超出了预测和规划的人口规模。大城市规划的人口规模一再被提前突破，规划的用地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能满足实际人口的需求，不仅造成今后城市用地紧张，基础设施不敷使用，还会带来诸如城市拥挤、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城市病”。　　新京报：大城市此前在人口估计方面的保守是什么造成的？　　成德宁：还是缺乏市场思维，幻想人是可控的。其实在市场条件下，人们肯定是用脚投票。把大量的资源往一个地方集中，又不想让人进来。自由市场环境下，肯定做不到。除非用行政手段严控，但这有违公平正义。而且，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那么森严，都挡不住人们涌向大城市和超级大城市的脚步，所以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口向大城市迁移的基本趋势也不会改变。即使从落户上限制，也挡不住人们要到大城市去，只要资源还在那里。　　新京报：为什么城市规划会存在忽视市场经济规律的现象？　　成德宁：我们做规划的大多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对社会科学了解不够。我认为城市规划人员至少应该懂经济，在做规划的时候才能具备战略眼光。　　★ 核心观点　　在城镇化建设中，很多“城市病”其实是规划过于保守带来的，城市规划者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不应一味幻想控制人口。保障房建设是影响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政府要尽到的责任重在建好保障房而非控制商品房价格。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步骤上，政府应该尽快让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脱钩，淡化城市偏向和户籍意识，通过先改内容后改形式的方式，来减少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摩擦。　　■ 同题问答　　Q:2014年，中国经济整体的运行，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A:还是房地产市场。我最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大量的资金还是往房地产市场上流，很多实体部门缺钱，但是社会资金进不到这些部门。如果资源配置长期如此的话，经济会有很大风险。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这个从就业就能看出来。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300多项改革中，你个人最关注哪一项？　　A:我关注政府部门的改革，当然这个包括的领域可能很宽泛。政府改革改到自己头上，那么这个改革一定会很困难。我关注它能不能起到实效，能不能持续。　　Q:未来两年，你认为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相对来说，户籍制度可能还有一些变化。　　Q:未来十年，哪个行业有投资前景？　　A:现在中国人穿衣吃饭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下一步，与个人发展有关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会形成更大的市场。基本生存需求之后，消费顺序对应的行业应该是健康行业、旅游行业、文化创意行业。　　A:《美国的民主》，这本书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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